​马晓河:考验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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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11 18:40

​马晓河:考验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刻到了

2018-05-11 18:00来源:搜狐国富智库消费

原标题:​马晓河:考验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刻到了

5月5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在“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和改革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他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分析了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主要依靠的增长动力问题。结合日本和韩国的成功案例以及巴西的反面教材,马晓河认为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关键在于需求侧能否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进入消费为主阶段,供给侧能否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进入技术和服务密集型阶段,两者不能有偏颇。

为此,中国必须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必须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培育中产阶级。他认为中产阶级至少要从现在的20%上升到60%。同时,马晓河认为,中国营商环境、税收负担和制度成本等方面表现落后,如能改善,可以恢复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动力具有规律性,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呈现投资下降消费上升

马晓河认为要实现国强民富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不行了,所以要寻找新动能。他说,“新动能就是不同于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能为经济体带来增量的动力。经济动能受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和体制的影响,具有规律性。很多人讲动能偏重讲供给,我认为应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考虑。”

马晓河认为从需求侧角度看,投资、净出口和消费三者当中,从供给侧看主要是劳动、资本、技术、资源。他随后以日本、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不同供给侧阶段需求侧的变化规律。

以日本为例,1970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从之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后工业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这个过程中消费从77%下降到55.7%,投资从23%上升到39%。当日本产业饱和,进入技术和服务产业为主阶段,投资率又下降,消费上升,需求结构的改变带动经济增长。

韩国也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消费从92%下降到63%,投资率从11.3%上升到38.9%。工业化完成后,进入技术和服务密集型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消费上升了,投资又下降了。

再看巴西,去年是8800亿美元的GDP,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投资率一直没有变化,按说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它的投资率应该达到最高,然后下降,消费上升,也就说它的需求结构里面,投资没能促进产业结构的演变。

从供给侧看,在工业化前期是工业替代农业,后期是技术服务替代工业,再之后是新技术产业,比如智能化、数据化等,韩国的路径非常明显。上世纪,60年代是轻纺工业,70年代是重化工业,80年代是计算机、晶体、电子、精密仪器等等,90年代则是半导体、新材料、高精细化工,2000年后则是数字化、智能化,产业演变非常清晰。

“中国的投资率下降,消费上升,有向技术和服务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这是对的。”马晓河对比到,“但投资率能不能真的下降,消费能不能真的上升,这考验我们的智慧。”

马晓河认为,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跨过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原来的增长动力要改变。他说,中国经济2015年下滑以后,一直稳定在6%和7%之间,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出口下降,再投资再加杠杆都没用。过度投资忽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弊端。

过去40年,消费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居民占比很低。“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费,那么为谁生产?”马晓河问到。

中国企业面临的体制成本太高,营商环境、行政审批、税负都要改善

从供给侧改革看,中国企业产业低端化,高端产业中的高端技术自己做不了,主要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也就是企业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方面付出的成本很高,造成收入损失、时间损失、信息损失、信用损失。马晓河把这叫做“四大损失”。

马晓河以中国的营商环境为例说,尽管在过去的三年进步很大,但可以改善的空间也很大。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总体指标排7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是93名,获得电力97名,保护少数投资者123名,税费负担指标131名,跨境贸易条件99名。他说,这还是以北京、上海为标准,如果到中西部地区更靠后。

他继续以行政审批成本为例,2016年,在北京、上海,每办一家企业需要11道手续31天时间,在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只需要9天时间甚至6天时间。他讲了一个案例:为了响应简化审批的精神,河北有个地级市统计了一下,本地公章减一半,覆盖590个单位涉及5970多个公章,减掉2984个,但还是剩了2900多个,有章就要盖,要盖就要钱,要钱就有门槛,有门槛就有成本。马晓河说,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相对成本高、利息高、房租高、手续多。

他又以税负为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全球190个经济体企业综合税率排名中,中国综合税率以67.3%名列第12位,在亚太地区排第3位,次于帕劳和阿富汗,远超亚太企业综合税率均值36.4%。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综合税率为43.8%,比中国低很多。

“政府收入是占用企业和居民的剩余,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些收入转化为公共服务返还给企业和居民,但是政府收税需要成本,花需要成本,这个成本也是企业和居民支付了。如果收的钱没有都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就是净损失。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以现在政府主张减税,这是非常明智的。”马晓河说。

经济增长要靠“2+1”:消费升级+创新+体制改革

马晓河认为,供给侧拉动经济增长要靠创新。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家从上往下拉动产业创新,另一种是民间创新,从下往上推动产业创新。“我们是国家拉动力量足而民间推动力量不足。”马晓河补充说,“芯片不一定要靠国家来研发,关键是要制定有效政策,吸引和引导社会、企业依靠竞争来研发芯片。”

他认为,民间创新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市场主体的创新需要充足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来自于减少审批,减少行政许可;

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充分的竞争空间,要减少买方卖方垄断,现在存在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导致要素价格和消费价格高;

第三、创新需要无边界的平等机会。

马晓河总结说,“供给侧创新,加上需求侧的消费升级,靠体制改革来推动,这就是经济增长新动能的”2+1。“

他建议,需求侧应从三个方面转化为增长动力:

1、补偿性消费,对低收入者应该补偿,将过去政策压制的消费释放出来;

2、城镇化和中产阶级消费带来增长;

3、消费结构调整带来增长。

供给侧应该从三个层次转化为增长动力:

1、支持一批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2、培育发展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3、打造一批新优势产品。

为此,马晓河主张,中国必须建设法治市场,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政府必须减少审批,放开许可;

2、减少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三个垄断;

3、减税降费是主旋律,不能这边减税那边加税,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和杂费都要减,扩大研发的税收加计扣除范围;

4、降低中产阶层的负担,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少,只有20%,至少要达到60%的橄榄型社会指标,所以个人财产权和尊严要得到保护,有恒产才有恒心;

5、政府增强公共服务,主要是打造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和个人、国企和民企都可以使用。

(搜狐国富智库独家稿件,根据马晓河的演讲整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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